高瑞夫追星成魔的根本原因是对精神物质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于是把巨星阿利安当成以上不满因素的发泄出口和精神支柱，为了偶像殴打他人，时时探究骚扰偶像的工作生活是一种不正常心理，他对阿利安的狂热得不到回应后的控诉倒像是对无法过上内心渴望的偶像拥有的满足感生活的崩溃，对他人时刻的窥探模仿是因为改变不了命运的可怜的底层人民的极度自卑，常常亢奋的癫狂和无理取闹的行为是一种表演型人格，但可悲的是他不是演员，生活提供不了他的舞台，他的追星过程不会给他的生活本质带来任何改变，他自己察觉不到的不正常行为只给他人留下可悲可怜的观感.
他认为自己的努力行为成就了偶像是成年人不应该的不清醒和自大，最终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危害，给偶像造成了恶劣影响，而他的死亡也只是给偶像留下了厌恶又同情的不堪回忆和群众的斥责及一闪即逝的遗忘有很多人说这电影立场完全偏西方，这是不公的. 从足球队长的诈死煽动到库尔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详解匈牙利事变中其他残酷细节可知，主创方并没有经验—信念的完全偏袒，从对以上真相的曲折又模糊的描述，导演传递出了一方可供反思的角落. 而事实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代替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 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以片中库尔特的口中多次“我信仰社会主义”来看，在没有太多讽刺效果的立场上深思，导演只是在控诉一场荒诞的官僚制度的危害又另一方面在怀念机会均等的制度之美一个被放逐的焦虑不安的居家者必须与一个进入她家的外星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