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政治事务的公开性不足，有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感。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公共舆论的存在，而且是普通人介入政治的途径，但它的含义不清晰。出版物内容刻板，缺乏英国式的自由，这样的舆论有一个优点，它不会随意奚落人的尊严。卢梭在瑞士和法国遭到追捕，一度有生命危险，却总有避难地，在心底里，他以为是因追求真理和正义才受责难，荣誉感由此而生。在英国，公之于众的讽刺对心理的影响是持续的，道德贬低威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他果真像报纸上所说的，忘恩负义、哗众取宠，抑或虚伪高傲？
英国舆论的另一个缺点是过度商业化，刻意迎合公众的阅读趣味，不管内容是否真实。1718年，《博学欧洲》杂志（L’Europe savant）提及规范报道的原则：
熟悉相关地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完全依据事情真相，以明快、易懂和简练的风格写作；只以亲历者的表述为依据；说实话，不夸张，忌诡诈；只从事实性的文章里摘录，杜绝浮夸；不刻意褒贬，适当时温和地赞扬，简短明确。[113]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现实状况与之相差甚远。为吸引读者，获得最大收益，报刊编辑想方设法增加报纸发行量，有些报纸“不惮于采纳夸张的叙述”[114]。18世纪初，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源源不断地为报纸采集信息，他们走遍城市、郊区和周边村落，杜撰故事，他们的报酬取决于新闻的长度、数量和趣味性。既然不讲是非，无中生有的滑稽剧就经常上演，“一些人在报纸上已死去，甚至有葬礼的情节，实际上他们生活得很好，关于外国的消息情况更糟”；报刊间相互窃取，“早报的故事在晚报上讲，晚报的文章转而印在第二天的早报上”。1731年，卡韦（E. Cave）创办《绅士杂志》，编辑地点位于伦敦的圣约翰·伽特街（St. John’s Gate），离虚假信息的发源地格拉布街不远。《绅士杂志》的信息源主要是其他报纸，为此，塞缪尔·约翰逊说新闻作家没有道德感，“为一己之利在屋里编造谎言，不需要才华和相关的知识，不必靠勤奋，无需充沛的精力，只要不知羞耻，不求真实就好”。[115]有人想泼灭出版界的名利心，并为此筹办《格拉布街报》（The Grub-street Journal），督促作家、书商和发行人有团体意识，并自我约束，但收效不大。[116]与报纸发行量密切相关的是广告收入，18世纪末，每期销量3000份的报纸一年刊登23000个广告，获利2300英镑。1770年，《公共广告家》（Public Advertiser）一期销售3133份，招揽23612个广告，获利2233.9英镑。[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