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皮奈夫人（L. F. P. T. d'Epinay，1726—1783）：巴黎沙龙女主人，1756年为卢梭提供住所，1757—1759年去瑞士旅行，因与伏尔泰的交往而被卢梭指责，卢梭与乌德托夫人的往来又让埃皮奈夫人不满，两人因此断交，相互为敌。
培鲁（Pierre-Alexandre Du Peyrou，1729—1794），瑞士纳沙泰尔人，有独立的品格，关怀那些处境危急的人，包括米拉波（Mirabeau）伯爵和布里索（Brissot），与卢梭结识后相处融洽。待卢梭去世，他在巴黎协助成立卢梭协会，与日内瓦出版公司、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协商卢梭作品的出版事宜。
穆尔图（Paul Claude Moultou，1731—1797），生于瑞士新教家庭，在日内瓦接受教育，喜欢卢梭的风格，也得到他的信任，为之保管《忏悔录》手稿。与培鲁一样，穆尔图对于卢梭作品的传世功不可没。
前言
生前身后的矛盾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但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诱惑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