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辞——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了。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他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日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参见2007年4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纪》222～225页）
依照一条寻常新闻，推断日本即将出兵，这是判断的第一环节，下此判断，必须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有深入了解；他又从运输、交通、运量，推断出发来军队的数量，这是第二环节，这要求对当时军队的后勤补给有深入体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蒋百里对部属或参谋常说要增加常识的涵养和保有量，参谋学的根本真意在哪里？也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常识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断的材料库，也是养成识别眼光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