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得几欲晕厥，才拎回去。
大姐替宋没用求情，给她擦脸，帮她裤管贴补丁，让她挨罚跪地时，膝盖好受些。大姐二十四岁了，已是烟厂老员工。车间湿且热，灰尘迷眼，烟屑呛鼻。黄色蒸汽腾腾灼人，汗液也被染黄，在衣服上淌成一道道。她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每天拖泥带水地咳。锁骨状若犁头，在薄皮肤下，一咳一咳地滑动。她有个相好，盐城人，泥瓦工，常给她买冰糖。糖甜，嘴也甜，小伙子讨人喜欢。妈妈迟迟不允婚事——她舍不得家里失一份收入。
五月里，日本人终于消停。天气倏然转热，家里潮闷如蒸。蚊子比往年出得早，不舍昼夜地聒噪。宋没用捂着一身汗，等待脱掉棉袄、光身乱跑的日子。等啊等，没有任何征兆地——瘟疫来了。
250起先是蒋大哥家。大儿子低烧、胸闷、喉咙充血。以为是呼吸道疾病，拼命灌盐水。二儿很快也染上。有人说，蒋秃子从坐车的“野鸡”那儿得了病，回来传给孩子。嚼舌头的话不及传开，瘟疫先传开了。钱家双胞胎、赵家大伯、孙家媳妇……人跟草似的，一片一片枯倒。
没有一家去医院。病人们看起来恹恹欲死，怕浪费了钞票，人也救不回。还怕报纸做文章——政府早想拆棚户，说“妨碍公共卫生”。邻里凑钱请道士辟邪。道士杀鸡取血，混着墨汁画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