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乃济弛禁鸦片的主张提出后，以其明显违背清廷旧制，且并不如许乃济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政体”无关，因而无人公开站出来附和，“举朝无继言者”。反而有人站出来，对许乃济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邓廷桢等人复议的奏折递到北京之前，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朱嶟在其《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明确指出：有害必除，绝不能因噎而废食。对于许乃济的观点，朱嶟逐一加以驳斥。他指出：准令鸦片纳税入关以货易货，并不能阻止白银外流，因为交易中难免出现货物不平衡，势必以银补偿。而且，既然可以禁银出洋，何以不能禁烟入口？设若鸦片禁绝，银漏之患便会戛然而止，两患并除，岂不更好；弛内地种植罂粟，则更荒唐，滇省一直在私种罂粟，鸦片出产亦不下数千箱，可是银漏并未因之而减。今吸食者众，且皆以洋烟为美。同时因罂粟利大，种植弛禁后势必侵占上等良田，影响生产。对于许乃济提出的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准民间吸食的办法，朱嶟认为更是掩耳盗铃，因为民占人口十分之九，官员只占十分之一，吸食鸦片之恶习，本即由官府僚属中传开，现在不吸烟的大多数是百姓。这种政策只会使“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他还严正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则无可救药。而兵勇若沾染吸食恶习，危害更重，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如此兵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国家疆防顿失依赖。许球则在其《请禁鸦片疏》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