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不强，不强是因为缺乏人才。然而，我国在多项竞争指标上都不是很弱，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黄群慧，2017）。为何我国仍然没有建立有效的人才体系？因为我们的竞争和政策都集中于把人才引入当地/本省，并不注重人才的配套措施，如子女入学、科研条件、便捷审批等问题，导致人才来到后没有用武之地。同时，这种区域性的“人才战”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和财富，却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建立更广视野和更高格局的人才战略。弗里曼（Freeman）多次提出美国的发展是靠全世界的人才提供的，德国通过建立蓝卡计划让人才能够在德国生根发芽，这正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借鉴的地方。
三、重视智能制造业的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在改革中要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警惕“从工业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到城市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黄群慧，2017）。现阶段，中国经济总体呈现“脱实向虚”（苏治等，2017；黄群慧，2017）的趋势，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值远低于金融等虚拟经济行业，而且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挤出效应”（苏治等，2017）。数字化建设是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德国工业4.0核心之一就是通过“互联网+工业”的方式，降低地理位置对于企业合作连贯性和有效性的限制，加强企业的生产和研发环节的合作，增强企业的空间区域。然而，德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并没有领先于欧盟国家。欧洲电信网络运营商协会2014年度经济报告显示，德国以4%的光纤到户覆盖率，在欧盟地区排名第二十六，以32%的VDSL（超高速数字消费者环路）家庭覆盖率，在欧盟排名第十二。德国通过《数字议程2014—2017》规定国家应该在信息基础设施层面投入更多经费。随着农业占比降低和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在进一步减弱（蔡昉等，2014）。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中国将会着力发展技能偏向型的第二产业和就业容纳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短期来看，这种转变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尤其是结构性失业问题。总之，我们可以预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会有一个长期的提速期，短期之内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速减缓而受到重创。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信息化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加速，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也是美国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失业率的阶段。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机器的边际投入显著递减，机器替代普通工作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以互联网为例，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宽带接入成本非常高，随着宽带接入的空间占比增加，互联网铺设成本迅速降低，互联网的普及率呈几何级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因此，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数字化建设，可以为深入中国基础设施层面的“互联网+”政策提供良好的人才保证。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数字融入计划，促进媒介所有权的多样性，扩大“数字扫盲”。公民数字人力资本的提升并非简单的“数字扫盲”，而是培养劳动者深入学习和使用互联网来提高个体收入、个体技能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