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代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不过是重复了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但正是以这些人为开端，形成了历史哲学的当代新潮——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由此变得更加重大了！
是的，认识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认识而影响、创造未来。
一种新的历史观的诞生，总是同旧的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与解体分不开的。今日的中原大地，还残留有十年浩劫的痕迹，历史无情地把这一沉重的代价置于整个民族的面前，十年是一个血与火的启示。难道不可以说，一部文革史，恰巧正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惰性的一次全息摄影么？它固然是极为落后的经济模式的后果，但它更是一种“文化”。
但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不同的人却大相径庭，当把“文革”煽动起的暴民政治说成是“大民主”之际，民主的思想观念又得到了多少发展？过大的希望自然会带来了迅速的消沉与悲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我们似乎又嗅到了六朝遗风的气息，在文字游戏中找到了超脱与逃遁。但是，理论毕竟在稳步地前进，它与社会某些似乎不可抑制的溃疡与病变相悖而行，不断地揭出了新的旗帜，纵一度挫折而在所不计，并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启蒙式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的呼唤，关于民族性的探讨，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业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较之“五四”时期的开放，可谓各有千秋，但毕竟是在“开言”了；纵然还受某种结构的限制，却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心声”。我们是否能把“五四”以后跌落下去的浪头重新推拥上去，以达到新的、前所未有的波峰，恐怕并非不可预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