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首席法官兴致勃勃地说，“这件案子案情是够清楚的，唯一的困难是，对于我们面前这个蜷曲在被告席上的无可救药的流氓，这个不知悔改的恶棍，怎样才能给他点儿厉害尝尝。让我想想——他有罪，证据确凿无疑：第一，他偷了一辆昂贵的汽车；第二，他胡乱驾驶，危害公众；第三，他对警察蛮横无理。录事先生，请告诉我们，这三条中的每一条罪行，我们能判给的最严厉的惩罚是什么？当然，不能给犯人任何假定无罪的机会，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机会。”
录事用钢笔刮了刮鼻子，说：“有人认为，偷汽车是最大的罪行，确实如此。不过，冒犯警察，无疑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确实应该。如果说，盗车罪应处十二个月监禁——那是很轻的；疯狂驾驶应处以三年监禁——那也是宽大的；冒犯警察则应处十五年监禁——根据证人的证词（哪怕你只相信这些证词的十分之一，我自己从不相信多于十分之一的证词），他的冒犯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三项加在一起，总共是十九年——”
“好极了！”首席法官说。
“——您不如干脆凑它一个整数：二十年，这样更保险。”录事加上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