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红移》问世的另外一种价值，是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反思和解读近十多年来文化界对“生命本体／身体”的误读与妖魔化，也有助于开启被这些误解与妖魔化吓坏、进而逃向书斋和线性思维的各色“文明道统维护者”的心智，“是到了把艾略特和斯蒂文斯，把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把博尔赫斯和帕斯……还给他们的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的时候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出自一位诗人和教授的智慧优越感，它们背后蕴藏的，是一位在先锋派纷纷堕落成为媒体和娱乐帮闲时，兀自坚守的人文主义者对母语乃至文明道义的承担。当然，这种承担也包括了在唯理／唯物质时代对诗歌的坚信。这种坚信之于环境的懵懂，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局面，很像任洪渊一次在大学回答理工科学生对母语和言语困惑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