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寻求在文化发展现象中追溯超我所起的作用的这种思想路线，有可能得出进一步的发现。我必须赶快收尾了。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文明的发展和个体发展有如此广泛的类似性，如果它也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有些文明的系统——或文明的时代——甚至可能整个人类，就会在文化欲望的影响下变成“神经症患者”，难道得出这个诊断还不合理吗？对这些神经症的分析解剖就可能引起自以为很有实际意义的治疗上的建议。我不会说，这种企图把精神分析用于文明社会的做法是空想出来的，并且注定是不会有成果的。但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解决类比问题，不仅对于人，就是对概念来说，要把它们从发源地和成熟起来的地方拉出来，也是很危险的。再者，对集体神经症的诊断将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个体神经症里，我们可以把病人及其环境之间的对照（我们设想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出发点。对于一个使其所有成员都会受到某种混乱影响的群体来说，这样的背景是不存在的；那就只好另辟蹊径。关于我们的知识在治疗上的应用，既然谁也无权强迫群体采用这种治疗，那么，对社会神经症做出最实际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尽管有这些困扰，我们可以期望，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种研究大胆地用于文化社会的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