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考古发掘工作，不自今日始，报章所载，专书所刊，亦既连篇而累牍。戴先生并非昏聩，岂有全不知晓之理，而其电报不发于前，不发于后，不发于平时燕居之余，而发于此番长途劳顿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说：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结果。徐先生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现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许戴先生驾到，杨虎城设席洗尘，而清徐先生作陪。酒过三巡，徐先生大谈考古，戴先生触动佛心，不免查照平时惯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论大演而特说，徐先生听得不耐烦，也说出他那一股子傻劲，摇头扭颈的和他大抗而特辩，结果是戴先生恼了。好！上海人说得好：“拨点颜色看看！”于是乎“呼吁无声哭泣无泪”的电报就发出了。这种的揣想，我以为决然合于事实，因为，假使真有这样的一件事，戴先生发电的起因既不光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贤”，其尚足“传”乎？
戴先生反对考古家的发掘，蔡先生及国内各报纸已加纠正，现在可以不必再谈。我所要请教戴先生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戴先生原电中所说的掘墓，只举了“人民之私掘小小无名坟墓”和学术界的“公然掘墓”两种，而对于军阀们的公然发掘大大有名坟墓竟假装不知。冯玉祥在河南，曾设了税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坟取物；孙殿英曾发掘东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带的名坟，已为托庇于某人的奸商们发掘将尽，（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举名。）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当时没有敢说什么话，便在这回的电报中，也竟没有敢附带一笔，戴先生敢向拿笔杆儿的人作难，斯诚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枪同志，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