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后所有目前的经济危机或许只是给征服天空付出的代价。这句话，似不很可信，但至少其理由却不难明白。英伦的政策本以其四面环海的安全为基础。一旦布雷里奥的单翼飞机跨越英法海峡而过，这种环海的安全便完全失去了保证；在和平时的夜晚，一架德国齐柏林试飞伦敦的上空，便真个对德战争了。（作者附注：“我在大战第一年由可靠的权威告以这个消息。”）至于潜水艇的威胁在此也不应忘记。
我几乎很惭愧，对于这种重大复杂的问题只能作这样的轻描淡写，而且我还知道我所说的在你们听来都是明日黄花。我只要你们注意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既给他们以互相斗争的工具，自不能不使其经济的安排受其影响。我们离开世界观问题似已很远，但不久即可复言归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对历史的见解，也不在于它的以此见解而对未来的预测，而在于它深刻理解了人类的经济状况对于学术、伦理及艺术反应的影响。因此，它乃发见了从前完全为人忽略的整个因果关系。然而我们可不能假定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不同的个人，种族及国家在相同的经济状况下而有不同的行为，足见经济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原因。我们可不能了解研究活人的行为如何能忽略心理的因素；不仅这种因素和经济基础的建设有关，而且即使人受这些条件控制时，也只能动员其原始的本能冲动——如自存本能，攻击本能，爱的需要，求乐避苦冲动等。前次演讲曾侧重超我的地位，因为超我代表古代的风尚及理想，并有时抵抗新的经济情境的压迫。我们还须记得一般人虽受经济需要的控制，但也受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文化虽和其他一切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其起源则不决定于这些因素；文化好如一种有机历程，能使其他因素受其影响。它代替了本能的目的，使人们反抗从前所能忍受之事；而科学精神的加强似为文化的一个要素。假使有人能详示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一般的人类的本能倾向，种族的变异，文化的改造——如何受各种社会组织，专业活动，生存方法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或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制止或助长，那么他将不仅改进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讨论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也就是一种应用心理学。老实说，科学只有两种：即心理学，纯理的及应用的，和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