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作者或者在道德合理性的特征问题上或者在以此合理性为基础的道德实质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诚然，当代道德论争的多样性及其无休无止性也反映在分析的道德哲学的争论中。而假如那些宣称能够制定出理性的道德主体都应该认同之原理的人，都不能保证那些与他们共有着基本的哲学目标与方法的同仁们对这些原理的制定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筹划已经失败，甚至都不用等我们去考察其具体的争论与结论。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乃是其各自建构工作归于失败的明证。
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分析哲学能够为我们摆脱情感主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东西，而事实上，一旦将情感主义视为一种有关用法而非意义的理论，分析哲学就总是认可其实质。但是，不仅分析的道德哲学是这样，就是乍看之下非常不同的德国和法国的道德哲学也是这样。尼采和萨特所使用的哲学词汇大部分异于英语世界的哲学词汇；而且即使在这两人之间，其词汇、风格和修辞的差异程度绝不亚于他们与分析哲学的那种差异。然而，当尼采试图把制作所谓的客观道德指控为那些过于懦弱与奴性而不能以古老的贵族尊荣来确立自己的人的权力意志所戴的假面具时，当萨特试图把第三共和国中产阶级的理性主义道德揭露为是那些不堪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道德判断的唯一源泉的人所持的恶劣信念的一种实践时，他们都承认了情感主义为之奋争的那些东西的实质。只是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是用他们的分析来谴责传统道德，而大多数英美情感主义者却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事情。尼采和萨特都将奠立一种新道德视为其使命之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著作中的修辞（尽管非常不同）模糊而晦涩、隐喻性的断言代替了论证。超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的寓言而非严肃的讨论，相反，他们在哲学上最强大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却是其否定性的批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