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四世纪的王徽之先生，是怎么“秀”的？而且从中我们又可以观察到一些什么？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王子猷，其父，是晋代大书法家、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其弟，是与父同样有名气的书法家、简文帝婿、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王献之。其叔祖父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王导在晋室南渡后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
因此，从这样总揽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的宰辅家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今天那些高干子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应该说，真正的贵族，和暴发户贵族，和装扮出来的贵族，和尚未洗净腿上泥巴的贵族，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像王徽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潇洒，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就能行得出，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