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五道口一个挤满了韩国人、“西巴”之声不绝于耳的串儿吧里，安小男奋力地用嘴撸着一根烤火腿肠，喷散着酒气问我。
“是当众痛斥了商教授吗？”“不不不，是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和你打了个招呼。”“这实在不敢当。”我躲着他的目光说，“事实证明，我帮助你学习历史什么的，明明都是浪费时间。”“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一提。”安小男用竹签子“点”了我一记，“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这让我不再那么孤独了。”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突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只是因为“黑”过他的钱，如今心里突然过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这种情绪称为“负罪感”的话，其性质也仅仅类似于一个立志减肥的胖子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后悔与自责。但我又在话要脱口之际憋住了。告诉他实情又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其实是寻找到一条门路，改变安小男的处境，帮助这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跳出来”。
恰恰是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曾经把我视为“唯一的朋友”的人空降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