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不管历史文献背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在汉灵帝时期，宦官势力确实发展到了旷古的程度。东汉的宦官集团在杀逐了党人以后，对士人还有疑惧，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在汉灵帝时期，宦官们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洛阳的太学生都读五经，而当时对五经的解说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结果太学生们在太学考试中，为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太学生们又纠缠经学，扰攘不休，这对文化水平有限的宦官来说确实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于是宦官们于公元175年，让汉灵帝命大学者蔡邕写定五经文字，然后刻成四十六块石碑，立在了太学讲堂前。五经石碑一立，宦官们于是得到了清静。而太学生毕竟是诵习经书的，也就不大可能说出拥护宦官的言论，所以宦官就必须另外建立起拥护自己的文化组织以排斥士族。公元178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是以皇帝名义建立起的新式太学，其内所教授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这与研读经文的太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宦官的这种做法虽说对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可其根本目的在于打击士族，确立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这样一来，鸿都门学也就有了腐朽的一面。在鸿都门学学习的学士考试及格，就给大官做，不及格也能得个较小的官做，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宦，其质量也自然不会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