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柳宗元的史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如柳宗元提出“生人之意”的命题，用以和“君权神授”的神学历史观相对立；他又提出“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用以和“圣人之意”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唯心史观相对立。这无疑是进步的。但“生人之意”跟“势”究竟是什么关系，柳宗元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他就没有把他的朴素唯物史观继续推向前进，而“生人之意”这个命题也就不能不拖着一条唯心史观的尾巴。柳宗元史论的最重要的局限或缺陷，是由于他笃信佛教而造成其思想体系上的矛盾，以至于不可能把他的朴素唯物史观贯彻到对宗教的认识领域中去。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端甚早，至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相信佛教，至中年时期则通晓佛教经典。但是，柳宗元却从来没有把“天”“神”“鬼”跟“佛”放到一起一并加以反对，这当然不是一种疏忽，恰恰证明他的朴素唯物史观在宗教面前却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柳宗元的笃信佛教，又跟一般的佞佛者有所不同，他主要是把佛教当作一种学问、一种思想来看待的。他在回答韩愈“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时，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62]。他认为佛教经论“往往与《易》《论语》合”，这就把佛教作了世俗的理解；认为“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这是要证明佛教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由于柳宗元思想上的这种弱点，所以他不能像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那样反佛，甚至也不能像同辈唯心主义思想家如韩愈那样辟佛，对佛教作比较合理的说明。造成柳宗元史论的这种局限或缺陷，也还有政治环境的原因和个人遭际的原因。柳宗元说：“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通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中唐以来的政治腐败现象，尤其是永贞革新前后的种种变故，使柳宗元对现实看得更清楚了，“爱官”“争能”“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的龌龊现象使他厌恶，也使他厌倦，这促使他“嗜浮图言“与浮图游”。这些话，固然反映出柳宗元于积极奋发之中确也存在着消极悲观的一面，但这不也正是他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怒的斥责么？清人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63]章学诚的话，对于我们认识柳宗元史论之局限或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是有启发的。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佛教面前停止不前了，他的史论也跟着在这里停止不前了，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毕竟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像近代哲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绝对观念”面前停止不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面前停止不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