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社评还认为，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但这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蹿升，又形成蒋介石借“党军”坐大的局面。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即军权与党权之争，也是军权与党权的首次公开较量。宁汉分裂后，军权与党权最终分庭抗礼。《大公报》认为，南方的党权与军权之争，实际仍是文武之争。对宁汉之争具有文武之争的性质，当时南方党人内部亦有相似的看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当时尚站在武汉一方的宋子文，最初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
宁汉分裂后，武汉方面有东征讨蒋之议，退守江北的孙传芳亦有南犯之势。蒋介石考虑到武汉方面被奉军压迫，估计近期不会东下，乃决定对武汉暂取守势，先扫清江北的北洋军阀，打下徐州、济南后，再回来同武汉作战。5月18日，南京北伐军克复滁县，21日克复蚌埠，23日克复扬州，6月2日克复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