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评《国语》作者把“后之好事者为之”当作当时的历史写入史书。如《葬恭世子》篇批评晋国国人歌谣和郭偃预言，说什么14年后重耳就可以回国图霸了，等等，“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郭偃能征之也”。柳宗元认为，人们对于“政之善恶”的议论，不是不可以写入史书的，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利害得失，但是他反对把后来的“好事者”的杜撰当作真实历史加以记载。《乞食于野人》篇也是批评《国语》作者的这种书法：重耳在外流亡12年，一次乞食于野人，后者以土块与之，重耳大怒。狐偃乃据此事预言12年后重耳可以得到这块土地。柳宗元指出：“是非子犯（狐偃）之言也。后之好事者为之。”这两个例子说明柳宗元对于史料的鉴别是非常认真而又十分敏感的，哪些记载确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哪些记载确是“后之好事者为之”进行附会牵合的事情，他都详加分辨，予以澄清。他对《国语》的这一批评，是中国史学家求实精神之优良传统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