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熔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圆融”。天台宗有“三谛圆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圆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愿聆公论。
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氏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出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