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好多宗教都是为生存问题祸福问题才有的,但这只是低等的动机,还有出于高等动机的。这高等动机的宗教,经过初期文化的印度西洋都有之(唯中国无之,中国文化虽进而其宗教仍是出于低等动机——祸福之念,长生求仙之念——如文昌、吕祖之类,其较高之问题皆另走他途,不成功宗教)。不过一宗教成立存在绝非一项动机,一项动机也怕不成宗教,所以很难分辨罢了。比较看去似乎还是基督教富于忏悔罪恶迁善爱人的意思,基督教徒颇非以生存祸福问题而生其信仰心者。我曾看见到一位陈先生(陈靖武先生的儿子),他本是讲宋学的,后来竟奉了基督教。他把他怎样奉教的缘故说给我听。话很长,很有味,此时不及叙。简单扼要的说:他不是自觉弱小,他是自觉罪恶,他不是怯惧,他是愧恨,他不求生存富贵,他求美善光明。但是一个人自己没有法子没有力量将做过的罪恶湔除,将愧恨之心放下,顿得光明别开一新生命,登一新途程,成一新人格——这如勇士不能自举其身的一样——只有哀呼上帝拔我,才得自拔。他说上帝就在这里。宗教的必要就在此等处。我很相信他的话出于真情,大概各大宗教都能给人以这样的勖慰,不单是基督教。这在宗教以前所予人类帮助中是最大之一端,在以后也很像是必要。人类自觉弱小恇怯可以因文化增进而改变,但一个人的自觉罪恶而自恨,却不能因文化增进而没有了(人类自觉生来就有罪恶这是会改变的,但一人做过罪恶而自恨,或且因文化之进而进)。除非他不自恨则已,当真自恨真无法解救。这时他自己固不自恕,即自恕也若不算数。即他所负罪的人恕他,也都不算数。只有求上帝恕他一切,才得如释重负,恍若上帝在旁帮他自新,才觉顿得光明。几乎舍此无他途或即走他途,也绝无如是伟力神效。然则宗教的必要是否即在此呢?还不是的。论起来,这样的情志,后此即不能没有,而对他的勖慰,舍宗教又无正相当的替代,诚然是必要了。但这必要是假的,是出于“幻情”。明是自己勖勉自己,而幻出一个上帝来。假使宗教的必要只在这幻的上边,也就薄弱的很了(况且还有许多流弊危险,此处不谈)。然而宗教的真必要,固还别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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