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老庄主张的“无为而治”，恰巧是一种民主政治，是顺乎民心，顺乎自然的。“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善”（《老子·六十六章》）。统治者不成为老百姓的负担，不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所以，才一‘无为而无不为”。
反过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圣人便只会自取灭亡：“夫代大匠斯，希有不伤其手者也”（《老子一七十四章》）。物极必反，这也是一种自然。
在某种意义上，老庄对英雄史观，也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历史前进在于民，而不在于什么圣人君子。同样，对自然神论，也已经远远离开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也不再是人格化的天了。所以，老庄对于在中国史观史的史前时期残留的神意史观或天命史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可以说，以老庄为标志的“自然史观”时期，应算做中国史观史的真正开始。
其语录体及寓言式的表达，也反映了自然史观的特点。因为他们也深知，不可能完全预知“千世之后”“人相食”的异化将如何走向反面，更不可能立文字去预告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直觉更不能以理论来把握，而惟有借助干形象。庄子的聪明，更是在伊索之上了。直到今天，不少理论家才恍然大悟，并月，不得不承认，形象乃至于意象的模糊性、多义性，恰巧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提供了审美的真正标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在庄子也仍是“物之精”者，尚未到达更高的层次。不妨就这样，教人欲抓又抓不住，要理解又不理解。为此，他写了无数机智、出色的寓言，如庄周梦蝶、鼓盆而歌、混沌开窍等等，其寓意，让人永远领会不尽。关于历史的寓言，也是如此，前所述的周鲁与车舟的比喻便是如此。他是两千多年前率先领悟到人类这一高层次的思维体系秘密的，在世界上尚找不到可与他相比较的哲学家。直到两千年后，西方才有一位哲学大师猛然醒悟，宣布他要以文学的形象来表述他的哲理思考。他懊恼地说，当他一想到自己死后，那么些个研究者、教授、著作家将会把他的理论肢解得支离破碎，便感到无比的恐惧，怎么办？只好乞救于文学的形象了。可他领悟得太迟了，还没来得及建立这些形象便呜呼哀哉。后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倒是做到了这一点，不知是受这位先师的启发，还是他自己及早觉悟到了，所以，他一方面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完成了许多部文学巨著。而庄子呢，却早在两千年前便作出了这方面的实践，证明惟有形象才是活生生的、永恒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同时，形象又有水一般的整体性，不惧怕后人的肢解——随着时光的推移，形象所揭示的哲理及历史内容，是绝不会被湮没，反而会与日俱新。我说到，传记人物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比其本人生活要丰富得多，正是在这得到的启示。有人说，庄子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这恐怕有点武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