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在本雅明的知识分子传记中回溯至深远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展示了这一想法，即书信作为文学史和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被“低估”了，因为人们把它们与一个“完全歪斜的作品与作者身份的概念”联系起来。信函是“证明”，它们与（书写的或者接收的）主体的内在联系随着不断增长的历史距离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作为这样的证明，它们属于“一个人之永生”的范围，这一永生凭借“它自己的历史”插入生活之中。对于之后的读者而言，（“当单独的信件凭借与其创作者的关系可能在活力上受到损失时，”）信函集和书信往来“以特有的方式”增多了。在“最短的间隔”内相继读来，它们曾“客观地、从它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改变自我。“它们以一种与收信人当时生活着的不同节奏生存着，并且一般确实发生了改变。”[63]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他做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实质上没有变化地写道：“历史学家向过去”追溯得“越远”，所有低劣的“心理学”就越多地丧失“其功效”并且“事物、日期和姓名”越是“不受限制地”获得“其权利”，这一权利就必须仍然“不是纯粹语言学的”权利，“而是”能够“变成一种人的”权利。[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