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那时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凌驾在教育精神之上。东晋南北朝时，又引起一新争端，争的是究竟“沙门该不该拜王者”，这仍是“道统”与“法统”之争。和尚（沙门）是传道的，并非皇帝下属，故不该拜王者。逐渐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转变成王者要拜沙门。梁武帝不必说，即如唐太宗，也要礼拜玄奘法师，尊为国师。玄奘是传道的，玄奘便该为师。唐太宗仅是一王者，王者仅是守法的，哪得兼为人师呢？哪得与师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韩退之“辟佛”“尊师”的诤议。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是指智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而言。传道才更是师之真职分。韩愈所争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释迦、老子。释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道不在，因此亦不得为人师。
那时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论，他们说“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国儒家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故中国人较易接受。可见中国人传统的道统观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尊道崇道，只是尊崇人。人的尊严，在道德人格上具体呈露了。在师的位分下具体代表了。耶稣教来中国，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稣也只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为上帝，皆可为耶稣。耶稣教人获得满足的在出世，在身后，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而中国人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僧徒改口说人人皆可当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是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