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法天，此承邹衍。贤者法圣，此承荀卿。《春秋》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此指如韩非之徒。此闻其名不知其实也。所谓新王必改制者，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此承邹衍。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此承荀卿。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
又曰：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此承荀卿。以君随天。此承邹衍。（《春秋繁露·玉杯》）
又曰：
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此承荀卿而随天之终始。此承邹衍。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此承邹衍。百官同望异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此承荀卿（《春秋繁露·符瑞》）
荀卿是儒家之逆转。儒家所重在人之情性，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荀卿则抑低人性，性恶。来尊圣法王。邹衍是道家之逆转。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之法象，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邹衍则在自然法象之后面寻出五位有意志有人格之天帝。一切自然法象，皆由此五天帝发号施令。荀卿、邹衍各走极端，荀卿主以人胜天，邹衍主以人随天。而董仲舒则想综合此两家。于是天并非自然，并非法象，而确然为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帝。但天帝有五，他们亦遵循自然法象而更迭当令。于是后人又要在五天帝上增设一昊天上帝。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则为王者。受命之王。此将转退到春秋以前之素朴观念。董仲舒又想抑低王者地位来让给圣人，于是孔子成为“素王”，无冕之王，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道。《春秋》成为“为汉制法”之书。李斯、韩非主张以吏为师，以时王法令为学。西汉儒者变其说，主张以儒为师，以春秋为法令，即以春秋为学。把尊圣尊法来代替邹衍尊天帝尊人王的旧观念，此在思想史上还是有挽救，有贡献。但在思想方法上，依然不能与邹衍割席。于是西汉学风，转人拘牵迂怪，以经典注释来代替思想，以事象比附来代替证据，这是一大病害。但邹衍思想到底转不成宗教，此受道家影响。荀卿思想也走不上帝王专制，此受儒家影响。于是董仲舒一派的西汉经学，终于要转归“内圣外王”之最后目的，即以圣人来做新王。于是从《公羊春秋》促成王莽禅让。但于中国思想史上所要解决的大题目终是无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