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普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