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经皆史”，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3]他认为，《诗》、《书》、《礼》、《乐》、《春秋》之为史，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故着重论证《易》也不例外。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易》反映了“天道”，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而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盖出政教典章之先”。而《易》的性质在于：“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他对《易》的产生及其性质作了唯物的说明。章学诚的结论是：“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才成其为社会。这就是说，古人对于“天理之自然”的认识和政教典章的设立，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视经书为史，司马迁、刘知幾已有此认识，但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章学诚是超过前人的。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二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34]。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5]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