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与中国学者合影
引进外国文学艺术，是这一时期外来文化传播的另一个大热门。一大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均以引进外国文学为己任，竞相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了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丰富多样的崭新局面。据统计，1918—1923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俄国作家的作品为最多，其次为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仅《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刊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就有48篇，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小说也有26篇。不少文学作品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当时女子争取个性解放的象征，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各种娜拉型的人物在中国作家笔下纷纷涌出，正如有的学者在《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这里有从沉睡中醒来的娜拉，也有尚在痛苦中呻吟的娜拉；有从家庭出走以谋求自立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可以说，娜拉随着中国人民走完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2]由此可见其对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各种文学思想也被引进到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一些著名的外国文学家还亲自来到中国，直接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于1924年应邀访华，在华发表多次演说，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他的作品如《吉檀迦利》、《飞鸟集》等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郑振铎等译），其文风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如冰心的诗集《繁星》明显就带有泰戈尔的风格。这一时期，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翻译文学作品，当数郭沫若译德国作家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以其丰富的恋爱激情，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读者的青睐，“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蔡元培语）。从1922年首版后到1930年8月，在中国已印行了23版之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被有的学者称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3]此外，新文化运动后，西洋美术也开始在中国大放异彩，它以上海为重要据点，向中国陈旧的画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许多留欧学西洋画的学子归国后，致力于西洋美术的传播，新的美术思潮、艺术教育、西画社团、美术刊物因之纷纷涌现。西洋画与中国画开始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