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面对变化了的文学实际，文学理论学科主动求变创新，积极建构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之路。近二十年来，学界提出了诸多学科发展的思路，童庆炳倡导的文化诗学即其中之一。就研究方法来看，文化诗学不再守住故有的文学理论传统，不再认为文学研究只能采取故有的研究方法。依其之见，文学研究固然可以继续使用诸如文本细读的传统方法，但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应该被文学研究所吸收。[34]例如，文化研究所提倡的语境化、历史化、事件化的理论方法以及民族志方法，因其能够对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做深度的揭示，有助于理解文学文本何以呈现为这般面貌的关键问题，因此，值得文学研究采纳。这种以探讨学科发展走向为旨趣的文学理论无疑也是“文学理论学”，它以文学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不直接解读文本，也不联系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但这种文学理论学难道对文学无益？只要将这种文学理论学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肯定会影响文学文本的解读。例如，以文化诗学的方法解读文本，可以丰富、深入文学文本的解读。这一点已然有具体的实例，如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