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文森特夫人，”接通电话时，我对塔维斯托克太太的管家说，“我是艾米琳·莱克。能帮我找一下塔维斯托克太太吗？”
文森特夫人犹豫了一下说，她要去看看邦蒂的奶奶在没在家。我等着，坐立不安地站起来，把绿色的电话线绕在手指上。几分钟后，我听到有人拿起了话筒。
“艾米琳。真好啊，”邦蒂的奶奶说，“你还好吗？”
“嗯，谢谢您，塔维斯托克太太，”我撒了谎，“我希望您也过得很好，对吗？”
塔维斯托克太太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并且问起伦敦的天气。我说，天气很好，并且也问了小惠特菲尔德的天气，也是一样好。
看来，一切都是顶好的。
最终，在熬过一段漫长且友好的关于塔维斯托克太花园的晚春花的对话后，我鼓起了勇气。
“塔维斯托克太太，”我开口说，“有没有可能跟邦蒂说两句话，麻烦了？那个，如果她身体康复得不错，可以打个招呼吗？”
这是自离开医院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主动要求。我还在绕着电话线，绕来绕去，绕得很紧，眼看就快被我绕断了。
我屏住呼吸。纵使其他的事情都糟糕透顶，令人绝望，只要我能够打个招呼，只要邦蒂让我知道她现在好不好，那什么都不重要了。
塔维斯托克太太没有立即回答。随后她清了清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