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回过头来细思，查证落实的艰难程度，真是不堪回首。总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几乎每一个流窜犯都信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所以，他们被抓后几乎个个都是拒不交代、死不认罪，这就给查证落实带来了很大困难。没有口供，在当时要想定罪、判刑可以说非常困难。
其二是很多旅客不愿意报案，没有报案记录。不愿意报案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旅客认为报案也是白报案，报了警察也破不了。再就是旅客忙着赶火车做生意或办事，怕耽误时间，不愿意惹那个麻烦，此外，怕报案后警察反复询问，生怕旅客报假案，旅客人格上受不了。所以很多已经发生的案件却查不到报案登记，哪怕犯罪分子交代了也对不上。
其三是一些铁路公安机关单位的领导为了要政绩，人为粉饰太平。那些年一些单位制定压低发案率的考核办法，每年发案率要下降百分之多少，达不到就说明这个乘警组没有防范好，要扣发奖金，影响评比，影响当先进，影响升迁等。所以乘警就把一些案件故意不登记，或者另外记录一本账，装到自己口袋里，在逐级上报时，各级公安机关层层往下减压，所以到了上面案件就剩不了多少了。同样是搜集了各种证据，包括犯罪分子供述了，也找不到报案材料，证据不足，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