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确实如此。这本著作对我来说之所以如此困难的诸多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先写了一本关于性的书，随之我把它放在了一边；然后我写了一本关于自我观念及自我技术的书，在其中性消失了；后来，我被迫第三次写一本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的书。你可以看到，我在《性史》第二卷中是想表明，总的来说，公元前四世纪和帝国之初，医生和道德学家的禁令和禁规是一样的。［通过对性史的研究，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时间之中，各种禁令和禁规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并不是不创造自身的快乐而更多地制定禁令。］[3]但是我认为它们把这些禁令纳入到自我关系中的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在，比如说斯多葛学派的道德中发现任何规范化［人们可以称之为“规范化”的痕迹］。个中原因在于这种道德的主要的、根本的目标属于美学的范围。首先，这种道德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其次，它只是少数人的道德，因此这不是要给出一种适于所有人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只涉及少数精英的个人选择。人们做这种选择的原因就在于期望有一种美好的生活，期望他人回忆起他们的美好生活。我看不出人们能够说这种道德是一种民众规范化的企图。这种道德主题的连续性非常令人惊奇，不过我认为在这种连续性之后和之下存在着一些我试图表明的改变。［这种改变触及了道德自我构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