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时期和成人时期,这些态度被修正得越多,心里就会越平衡。当判断力没有因为被害焦虑和理想化而模糊时,就可能产生成熟的看法。
我所列举的这些态度,因为从未被完全克服,所以它们在自我用以对抗焦虑的多重防御中仍然扮演着某种角色。例如,分裂是保存好客体和好冲动的一种方式,用来对抗危险和可怕的破坏冲动,而破坏冲动创造了报复性的客体。每当焦虑增加时,这个机制就会得到增强。我在分析小孩子时也发现,当他们受到惊吓时,他们如何强烈地增加自己的全能感。投射和内射这两个基本过程,则是另外两种可以用作防御的机制。孩子感觉自己是坏的,他试图通过将自身的坏归诸他人而逃避罪疚感,这意味着它增强了他的被害焦虑。而内射被用作防御的一种方式,则是将客体纳入自体之中,个体希望以此来保护自体对抗坏客体。被害焦虑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理想化,因为被害焦虑越大,理想化的需要就越强烈。因此,理想化的母亲有助于对抗迫害性的母亲。否认的一些成分和所有这些防御都有关,因为它是应对一切恐怖或痛苦情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