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完全占领东北以后侵入华北，作为对“时代需求”的反应，陶先生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同时，他还积极地倡导“联合战线”，结果再次遭到通缉。但是，陶行知并没有被捕入狱，而是于1937年至1938年期间来到美国，做关于中国教育与政治的演讲。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再次提倡“战时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社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正式向政府注册。著名的育才学校位于重庆郊外，是一所招收和培养难童中天才儿童的试验学校，由生活教育社晓庄研究所管理。在陶先生的领导下，生活教育社目前正在起草纲领准备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将在十年内教育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
在中国，陶行知出名要早于晏阳初。起初，人们觉得陶行知与“新教育”接近，晏阳初则一直与“平民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有趣的是有一家人分别给予了陶行知的“新教育”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支持，到晏阳初开始他的平民教育运动时，陶行知已经与一位刚刚卸任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陶行知第一次到我的家乡——浙江嘉兴参观平民教育，在那里晏阳初正在用幻灯作为教学的工具。这场成功的示范引起了这位新教育运动领袖的极大兴趣。回到上海以后，他向已卸任的总理的夫人朱其慧谈及平民教育的成绩和结果，并立即把这位刚刚涌现出来的平民教育运动领袖介绍给熊夫人——一位未来的合作者。[4]熊希龄夫妇对于教育事业，夙具热诚，他们的女儿熊罗拉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目前是蒋介石的夫人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负责人。她的好朋友，也曾在美国学习过教育，后来在朱其慧去世后成为她的继母。熊希龄一家人一直以他们在教育和慈善方面的工作及贡献受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