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萧军的信》[1]
熊鹰［日］仓重拓译
1936年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旗下的杂志《文艺》策划了一系列《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原计划分三次刊载萧军与中野重治、夏衍与久板荣二郎、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但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只按计划进行了两次，第三次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往复书简》的因素有很多。《文艺》杂志的编辑高杉一郎（原名小川五郎）是一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语者，或许《往复书简》曾受到一战时国际世界语协会为交战双方传递书简的启发。高杉一郎早年还参加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筑地小剧场的左翼文献读书会，同情日本及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往复书简》无疑也体现了他在1937年中日特殊时局中反战的政治倾向。在策划《往复书简》的同时，高杉一郎于1937年5月在《文艺》上翻译了托马斯·曼与伯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往复信件。1936年12月19日，伯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流亡中并丧失了公民权的托马斯·曼，告诉他已被剥夺了荣誉博士称号。托马斯·曼回信批评了德国大学逢迎法西斯政府的做法，并于1937年将这些通信以《往复书简》为题公开出版。托马斯·曼的《往复书简》或许也是《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采用公开信这一形式的灵感来源。托马斯·曼对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批评也从侧面表达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反对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态度。[2]